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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名跨:罪责各当自负官民概莫能外-昆明晋宁征地血案辩护词

时间:2019-08-12 21:01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内容摘要:条进一步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因此,刚才公诉人宣称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作为律师受托出庭为当事人陈俊孟辩护,事实上我们也是在履行国家的宪法性义务,即履行政府以及法院保证涉案公民获得有效辩护及公正审判的国

  条进一步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因此,刚才公诉人宣称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作为律师受托出庭为当事人陈俊孟辩护,事实上我们也是在履行国家的宪法性义务,即履行政府以及法院保证涉案公民获得有效辩护及公正审判的国家责任。

  一是公诉人在庭前会提交的证据清单中,明确将国土部门及政府有关征地补偿情况的材料作为证据,而在正式举证时却放弃出示该部分证据,我想公诉方已经以自己的行为,对本案所涉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认定。毫无疑问,本案土地征收是否合法,是考察本案案发原因绝对不可忽视的问题。

  二是公诉人明确认可案发当天村民多次报警及拨打市长热线求助而不得的事实,从而对全面认定案发原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我要告诉企业方各被告人的是,虽然我作为村民方的辩护人或多或少会有涉及你们一方行为的论述,但我不是公诉人,不会在你们行为违法性上过多阐述。希望涉及你们的论述部分能够给予理解。

  具体而言,我的辩护意见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根据刑法第61条有关量刑的规定及《最高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25条之规定,案发原因、受害人过错,以及影响量刑的其他情节,都是法庭调查及辩论必须面对的问题。故而,本辩护意见的前两方面,将重点就土地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即非法侵占村民土地以致被迫采取维权行动;以及10·14案发头天和当天,政府失灵、警察缺位等重大案发原因展开叙述。因为本案罪起于土地,恶在于土地非法征收侵占。故不得不说。

  1、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昨晚我在网上搜索“土地是农民的…”六字关键词时,后面便跳出“命根子”三字。由此可以想见,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当代人对土地之保护,既关系到祖业之继受,更关系到子孙之传承,对生于斯长于斯之乡土人家,土地毫无疑问是其最大的财富。我想,在座的各位之父辈或者祖辈,都可能是农民,可以去问问土地对他们的重要性,失去土地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农村地区的矛盾与纠纷中,50%以上都是因田埂地角这样的土地问题而产生。因此,农民为维护被非法侵占的土地权益而采取行动,其正当性不应受到任何苛责与质疑。

  2、土地对于国家,同样重要且不可或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的国家为维护国土完整,喊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这样的口号,并为此打响了8年抗日战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的国人与兵士又喊出“保家卫国、寸土不让、寸土必争”的口号而兴起自卫反击战。国家=人民+土地+政府。我们不能只要政府而罔顾人民及其生存的土地。我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可见,土地尤其是耕地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若要国人不为其土地权益勇敢维权,一旦国土遭到外敌侵犯,我们怎可指望这些同胞奋起抗争?

  正如胡适先生所言:争你自己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自己个人的权利,就是为国家争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绝对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和维系。

  “必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土地资源立法及国土保护工作中一直坚持的基本方针。具体而言,《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国家法规,以及《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云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均明确规定:

  (1)占用农地搞建设,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具体为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

  (2)前述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或国务院批准。

  (3)前述项目需要占用基本农田,或者35公顷以上耕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4)具体征收中,必须遵循用途管制制度、总体规划与年度计划制度、占补平衡制度、征地公告制度、征收补偿制度等一系列国土管理规范。

  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0条规定,本案中村民的蔬菜生产基地是典型的基本农田,占用一分一厘都必须经国务院批准,但在整个案卷中,我们除了在散卷内看到晋宁县国土局2015年11月24日出具的《关于昆明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征地补偿标准情况》的文件外,没有见到其他任何有效法律文书。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现在当地政府决定的是11.5万元/亩,实际发放中则是按人头平均,即每人4.3万元。而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及《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23条,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等规定,征收菜地仅征地补偿就须为被征前三年平均产值的8-10倍,对于人员安置补偿,则达到之前平均三年产值的15倍。且在国务院紧急通知中明确要求各地要提高补偿标准,以确保所涉民众“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本案是2015年12月29日正式开庭的,我在开庭前的12月27日与付薇律师及其他助理一道(注:因山东刘金滨律师另一案件庭审时间与本案庭审时间冲突,不能按时前来昆明参加29日开始的庭审,故本人才在2015年12月23日庭前会议后,根据付薇律师的建议介入本案),专门去了一趟富有村案发现场,有一位农民前来现场告诉我:“就在‘本周’,我6亩菜地这一季菜就卖了8.3万元”。他还告诉我,通常其每季蔬菜的种植周期为30-40天,每年可以种植7-8季左右。对于前述蔬菜每季的种植周期及每年可种植多少季的事实,庭审发问中各位村民被告人都予以确认。而对每亩蔬菜种植的年收入,各位村民被告人的回答虽然存在差别,有说每亩年收入可达10万元的,也有说2万元左右的,但更多人表示在4-5万元左右。

  无论如何,对于基本农田之各位村民被告人的土地,其被占用绝对不是基于公共利益之所需,也绝对不符合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其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用地要求,更没有经过国务院批准占用。晋宁县国土局文件中述称占用富有村土地是1700.9亩,而庭审及现场走访中,村民都反映实际占用的土地高达3000余亩。

  国家警察权,首先就是公民治安权。政府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乃在维护社会秩序,建构公正和平的社会环境。

  现有证据充分证明,在企业方2014年10月13日纠集上千身着警察作训服,头戴警用头盔、手持警用盾牌、催泪瓦斯等警用制式装备,以及斜挎统一制式书包(包内装备石块),在细家营及羊户村公路上排兵布阵进行训练操演时,获知次日即10·14将被进攻的村民,即于当日19时46分13秒拨打市长热线当天从早上9时21分36秒起,至下午15时58分08秒止,仅拨打市长热线次,这些仅仅是李海英一个人的拨打纪录,也仅仅是拨打市长热线的记录,不包括她报警的信息,也不包括其他村民拨打市长热线报警的情况。庭审中,村民被告人李海英当庭痛述曾多次哭喊着报警及向市长热线求助,可庭审查明的事实明确证明,警方及政府没有任何公权机构及时介入处理,从而导致村、企双方数千人在对峙近8个小时后擦枪走火事态失控而酿成8死数十伤的惨剧。警方的接处警情况说明,证明面对如此特别重大群体性突发公共治安事件,仅仅有2位派出所警员曾经在上午去过现场,两警员也明确证明双方各有两三千人。然而,两警员却奉命撤回备勤。其他再无任何措施、行动与作为。直至当天下午近4点死人惨祸发生。当然,根据公诉方举示的证据及企业方被告人杨汝明(即企业法定代表人)当庭陈述,本案事发之前晋宁县就所谓的复工事宜在县公安局开过专门会议,10月

  日又是在县公安局刑侦队副大队长闫国栋(当时在晋城镇挂职副镇长)带领企业方3人,到昆明五一路原省公安厅附近购置了1200余套警用服饰与装备(现有证据充分证明,杨汝明方企业招收保安最多不能超过

  300人),10月13日闫国栋又帮助企业方训练所谓的安保人员,10月14日当天晋宁县政法委书记李徐、晋城镇镇长何其云、刑侦队副大队长兼副镇长闫国栋等一直在企业工地指挥部,并完全了解和掌握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且现场还有30余位所谓便衣警察。同时,连大规模运送所谓安保人员的15辆大卡车,也是由镇政府出面向一乘驾校征用后提供给企业。显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分级标准》,《云南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10·14事件完全属于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事件,当地政府及警方应依照《公安机关执法细则》及前述法律规定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和警务行动的同时,必须在1小时30分内报告市级政府,市级政府当在2小时30

  分内报告省级政府,省级政府当在4小时内报告国务院。通过本案庭审,我们见识到的是国家应急法律体制这一政府法制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与践踏。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不作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及警方本身就是该起事件的“总导演”这一重大嫌疑身份。民事法律上有专门的“减损规则”,意即一方违约抑或侵权,另一方有义务采取措施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也即另一方对损害后果负有“减损义务”。如果被侵权或被违约一方没有履行减损义务导致损失扩大,则无权就扩大的损失主张权利。本案中,政府及警方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也是国家法定的治安责任人。抛开前述“总导演”的嫌疑不说,仅凭有警不出,有困不助,即应受到严肃的责任归咎。对于因行政不作为,政府失灵、警察缺位引致的严重后果,完全不应简单粗暴的归咎于村民、甚至企业方人员。因此,在对本案量刑时,绝对不应无视政府及警方法定的“减损义务”。这也是本案“案发原因、‘受害人’过错、以及影响量刑的其他情节”中绝对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国人都当追问,本起事件发展演变的近8个小时中,究竟是政府怯于出警,还是坐等事变趁机抓人?究竟是警方渎惰无能,还是有人存心追求?究竟是村企双方滥杀无忌

  如果政府或警方采取起码且必要的行动,会出现8死数十伤的严重后果吗?换言之,对于因政府及警方亵渎职守而致事态扩大,凭什么要村企双方对扩大的后果承担责任

  ?三、被告人陈俊孟没有故意杀人,也不构成聚众斗殴。根据《起诉书》罗列的事实及理由,指控陈俊孟犯故意杀人罪,乃因其在10·14当天下午4点左右参与了双方的所谓打斗,具体指向是受害人王录应后头枕部有一7厘米长的砍切伤(对应的是5

  厘米的骨砍痕)是陈俊孟所直接施害,而这一伤害又是受害人王录应死亡的直接原因。故指控陈俊孟犯聚众斗殴罪基础上的转化犯或曰结果加重犯,因此,指控其犯故意杀人罪。该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因为:1

  、陈俊孟不存在故意杀人及聚众斗殴的犯罪动机。陈俊孟与王录应没有任何个人恩怨,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他没有任何理由要去杀害王录应。陈俊孟不是富有村村民,富有村的征地占地行为及为此展开的维权行动,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当天来到现场,完全是因为到富有小学接小孩放学,从而被迫成了围观者一员。2、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俊孟砍切过王录应头枕部。陈俊孟本人自始至终都否认砍过王录应,控方所示证据中曾经提及过“广济村”那个人,那个拿刀的人,那个

  左右的人等指向或可能指向陈俊孟的21份言词证据,明确提到“那个人”提刀打人或砍人的仅仅有

  5位,而在这5位的言词证据中,没有任何一份证明陈俊孟砍切过受害人王录应的头枕部。具体证明信息如下:(1)宋清,证明砍了大概两三刀,砍着人质身上的腰部(55卷36页倒数1-2行);

  (2)张冬冬,证明是用刀背砍了受害人背部两三下,是朝脊背上砍的(59卷第15页);(

  )惠龙,证明广济村的一个男的砍了一刀在跪着的人的脊背上,被砍的人身上也没有出血…(25卷44页);(

  )李红春,证明当时看见广济村那个伙子和“老野猫”都拿着大刀,朝那几个人质砍,……具体砍着几下,砍着的哪几个人质我确定不了(23卷66页第一段)。(

  )唐岳诚,证明在打之前,这名男子拿着那把刀打了向搅拌站看去从左边(靠水沟边)数过来的第二个人质,头部后边脖子附近肩膀左右的部位两下,不是刀锋砍的,是用刀背打的(124卷5页最后一段)。以上即为控方指控陈俊孟的

  位言词证据中,“最有力”的5份证言所能证明的“最有力”内容。需要特别指出,其他仅仅能证明那个广济村人带刀,或者刀上有血的16份言词证据,没有一份证明那个广济村人向人质动过刀。尤需指出,受害人王录应的工友陈其东的证言,证明其与王录应早上被带到堆垃圾旁的小房间时,就有

  6、7的大马刀进来。在他与王录应逃跑被浇上汽油时,有一个年轻人用一把大刀向王录应身上砍了几刀(96卷13、15页)。这充分说明,现场拿刀的不只是陈俊孟、老野猫,还有一个17、8岁的年轻人,同时还证明,在他们逃跑被浇汽油时,王录应身上即被一个年轻人砍了几刀(而非头枕部被砍了一刀),没有指明是头部,也没有证明是陈俊孟这样30岁左右的中年人。3、杀人不见血,物证何处来?(1)控方出示的视频及截图照片,证明陈俊孟10·14

  确实在现场且刀上有血,故推定其持刀杀人。这无疑是无视案件细节的错误认定。因为,只要稍作辨识,即可明确看出所谓刀上之血,仅仅是在刀叶子中间部位,离刀刃三分之一以上部位至刀背位置,有一处长宽不一、外沿不规整散状红色痕迹。试想,如果是有人用此刀当天砍杀过人,必然要在砍切的刀刃上留下血迹,而绝对不可能出现砍切活体的刀刃上“杀人不见血”的怪事。(

  )陈俊孟供称当天他捆绑在接孩子的摩托上的刀,曾经被别人拿走过,他在现场的地上找到刀时,见有血便用水进行过清洗。接下来的问题是,警方在后来抓捕他时,并没有让其现场指认提取的刀具,后来进行所谓DNA鉴定,并鉴定出从陈俊孟刀具上疑似血痕擦拭物与王录应的血迹DNA同一。根据《法医学物证检材提取、保存及送检》规则,疑似血痕擦拭物是何时提取?由谁提取?在何处保存?在何种条件下保存(注:通常须在4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保存)?整个提取过程是否录像照相?是否有见证人在场见证?等等等等,均没有任何证据可资佐证。说得直白点,作出

  DNA鉴定的法医工作底稿在哪里?4、受害人王录应的直接致死原因,究竟是钝器砸死,还是锐器砍切死?还是二者之结合且相互作用不可或缺?根据法医尸检报告,王录应全身共有33处伤痕,其中头部受伤7处,3

  处钝器伤直接伤及颅骨,3处伴皮下出血,颅骨线性、分离性、粉碎性骨折,颅内脑挫伤,大脑左侧蛛网膜下腔出血等。这是法医已明确为钝器形成的致命性伤情。而所谓砍切伤,虽然从法医学上统称为“砍切”,而事实上通过观察受害人狭窄闭合的缝状伤口形态,完全可以排除用锐器重力施砍形成的可能,且所谓

  5厘米的骨砍痕,根本不可能成为致命伤。这是仅从后果证据方面需要指出的问题所在。欲证明受害人王录应的头部砍切伤是致命伤,即陈俊孟是王录应死亡的直接加害者,就必须回答并面对这样几个质疑:如果没有这一砍切伤,受害人王录应就不可能死亡,或者说,王录应头部所受其他6处伤情,不会致王录应死亡。尤其是3处伤及颅骨而粉碎性骨折并致颅下出血的伤不可能致命。法医专业人员能够给出肯定性答案吗?5、之所以强调陈俊孟不构成聚众斗殴罪,是因为控方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聚众斗殴的具体行为。查看本案起诉书可知,公诉方认定陈俊孟属于《刑法》第

  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理由即为“被告人陈俊孟系被害人王录应死亡的直接加害人”。但由前述有关言词证据以及尸检报告、DNA鉴定报告等分析可知,控方现有证据根本不能证明直接加害的基本事实,不能排除现场其他人持刀(包括企业方王兴贤等多人持刀)伤人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其他人曾经动用过陈俊孟的刀的可能。因此,行为不存,罪责何在?

  必须特别指出,对于村企双方死亡的8人,以及受伤的数十人,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具体施害者是村民一方或企业一方?当然也不能排除村企双方在混战中误伤己方人员的可能。因前面其他辩护人已就有关聚众斗殴、转化犯、结果加重犯理论进行了充分阐释,故本辩护人不再就此赘述。四、践行修复性司法理念,以彰法律理性与司法文明。法庭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产物,是社会矛盾与纷争从广场到剧场、从街头到法庭的理性引领,是将冲突与对抗从混乱无序到可控对话平台延伸的进步之治。同时,通过法庭上的两造对抗,证据质辩,观点交锋,法庭辩论,从而尽可能的查明和还原案件发生的过程,以努力接近事实真相。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目的在于使遭到破坏的法益和秩序得到最大限度的修复,以尽可能归复到案件发生前的状态,从而达到定纷止争。因此,我们必须摒弃那种报复性司法及对抗性司法之陈腐观念,努力践行修复性司法及合作性司法精神。合作及和谐性司法之具体表征,要么港澳地区等英美法系之辩诉交易,或我大陆近年兴起的刑事和解。我们要正确看待司法之作为,它事实上就是平抑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纷争的国家治理机制,不要人为地把它当成整人机器,更不要自甘强权之打手。在本案中,尤其应重视干群关系、警民关系、村企关系之修复与重构,断不可因裁判不公而滋生新的矛盾与纷争。要努力使人民大众通过此案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和正义。

  1、村企双方已付出血的代价,以数十人伤亡、数十人受到刑事追诉而给各自留下了惨痛教训。

  守土有责,本为官府之职。可当人民失地之苦痛本身来自官府时,www.89135a.com,为生存、为生计、为祖业、为子孙,村民们穷尽自认恰当的途径却求告无门而维权自救,本不当受到苛责与指斥。毕竟,“法律不强人所难”,这句法谚告诉我们,法律不能强迫人们去做他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同样,从自然正义考,法律也不当去阻止他人做他笃信应当去做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本案村民在面对土地被强征强占时,完全可通过更有效的法律途径来解决,因为就我专业眼光看,针对本案中存在的严重破坏土地法制之行径,政府信息公开、提请行政执法、要求行政监察等法律手段,是完全可能解决具体问题的。不要迷信上访,也不要迷信青天。

  就企业言,我只想说两点,一是政府及警察都因法律不适畏手畏脚不愿面对的事情,咱们作为企业就不要充能耍横了;二是接受相关委托时,不要忘记对委托事项的合法性、适法性审查。企业方被告人一再声称,项目占地是否合法与自己无关,所作警察式武装乃为保护自己。而我要告诉你们,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

  人(另一人被惊吓过度致心脏病发作而不治身亡,其他受伤者因警方未对其启动法医鉴定而人数不详),我只想说的是,村民是在为其最大财富——土地这一命根子而抗争,企业雇用或临时雇用之所谓保安,仅仅为那似有还无的

  3百钱币而充能耍横,权益分量天壤之别,意志与决心怎可同日而语。2、就当地政府而言,理应反思和检讨征地过程中一系列严重逾越土地法制的行为。人民政府如果没有了“人民”两字,还可谓之政府吗?为政之道,在于安民惠民,而不是扰民侵民。短短几年间,晋宁县前后发生了“躲猫猫”事件、张永明连环杀人案事件、广济村2013年之10·22袭警事件,以及本案之

  ·14重大血案。我们不禁要问,晋宁如此不宁,晋宁还有治吗?3、警方理应反思与检讨自己的作为与担当。企业方有辩护人一再强调10·22袭警事件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给本案造成了不好的示范。坦率讲,警方也可能确实因为有所忌惮而畏手畏脚怯于出警。但必须指出,国家警察权首先即为人民的治安权,源于它对于国家、社会及人民的不可或缺,故必须严格依法行止。针对有人对10·

  事件未及时究责表现出来的不平与气愤,我只想淡淡的问上一句:征地占地,尤其是背离法制的强征强占,是咱警察职分之事吗?国家即中央三令五申,地方政府不得动用公安民警介入征地拆迁,难道竟可如此罔顾?咱们的警察,承担了过多非警务活动,以致忘却了自己的本分,并衍生了无数警民矛盾。我们呼唤勇于担当、文明之师、法制之师的警察队伍,这样才可望避免或杜绝10·22、10·14这样的悲剧重演。4、司法之要,在严守程序正义。企业经营中,奉行“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司法活动中,我们不要忘记“没有被告,就没有法官”这样的古老法谚。因此,法院在本案中,习惯性无视《刑事诉讼法》第182条及《最高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182

  日前向被告人送达开庭传票,这无疑是错误的。咱们切不可将习惯性违法,当成正当行为,更不该为此狡辩什么“对羁押的当事人不适用”,你们难道不知道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必须保障,以及被告人的有效辩护有赖于必要或充分的准备吗?此其一。其二,《最高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239条规定,“法庭笔录应当在庭审后交由当事人…辩护人…阅读或向其宣读。…确认无误后,应当签名;拒绝签名的,应当记录在案;…。”可据我所知,昆明中院历来对此置若罔闻,从未让辩护人签字。就如对我“当

  3日前送达开庭传票”的善意提醒无动于衷一样,就我对此签名问题给出的提示,同样一脸茫然连声说不。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这等基本程序性规定?还是习惯性的无视基本程序规则?个案推动法治,希望个案首先唤醒法条。盼通过此案,能让昆明市各法院受审的刑事被告人,不再在某个午后的睡梦中,忽然被法警前来带走,却不知所为何来。可以肯定,就朝野高度关注的本案,对辩护人庭前及庭审中提出的一系列调取证据申请、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等程序性事项,法院不置可否、未作处理及回应,注定将成为此案无法逾越的程序疤痕。节制丛林法则,抑阻弱肉强食。是国家司法建立与存续的正当性基础。冀望本案能看到法律人的理性与担当,在查明事实且不回避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一份经得起法律检验与历史评判的司法裁决。还社会公众以本案之真实面目,还各被告人以其应得之公道。

  附:1、刘金滨律师:昆明10.14案件辩护词之一,疑罪从无原则应得到贯彻。2、刘金滨律师:昆明10.14辩护案件词之二,生命权高于其他一切权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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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司机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喊。路滑他还差点摔倒。”当天参与救援的大连市中心医院保安于师傅说,当时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将患者送进了抢救室。正因为送医及时,患者经抢救后脱离了生命危险。采访时于师傅说,回想起当天的情景他也十分感动,对生命也更加敬畏。

  1、酒店家具适宜用用高硬度,耐磨,抗划性好的饰面家具、客房茶几、写字台等,客人往往会在此抽烟,不小心会烫伤家具表面,设计上要尽量考虑台面的防火性能,可用具有防火性能的饰面材料或玻璃;而民用家具一般不需为此考虑。圈椅面料要考虑阻燃,而民用家具也不需要为此考虑。

  8月25日下午,在多日蹲守理清该犯罪团伙人员结构后,专案组对其实施抓捕。

  如此一来,临终关怀无法正常运转,甚至成为“亏损源”,“过去这两年,一年都要亏损两百多万,政策上没有相应补贴,完全要靠医院自己来承担!”田志军建议,今后临终关怀也可以参照民政的做法,由相关部门制定政策,事先开展评估工作,设定住院时限,住院期间每日打包付费,以保障工作可持续运转!昆明5月17日电(陈静)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下称云南省一院)护士“心理解压站”副站长杨晶晶1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目前医院已募集25名志愿者参与护士心理解压工作,希望通过关注护士心理问题,达到“社会关爱护士,护士关爱他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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